农 牧 业

　　从有阶级社会开始至解放初，生产资料为个人所有。一些户因善于经营加上天时、地利、机遇等多种原因，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相当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或染上吸大烟，沉溺赌博的恶习，家道中落或彻底破产，导致不少农户失去土地或土地不足。一些富户通过出租土地，雇工以及放债取息等手段，获得大量的收益。除占有大量土地外，还拥有充裕的大家畜以及羊群，并有宽敞的住房，有些户还有水磨、油坊、铺面和手工作坊。贫者除土地短缺外，只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简陋的住房或者窑洞，个别户甚至无立锥之地。贫富悬殊，造成了社会严重不公。
　　土地改革时我村共划地主 户，没收土地 亩（其中外县、外地 亩）房屋 间，大家畜 头，农具 件，粮食 斤。使 户分得本村土地 亩， 无房户住上了宽敞的瓦房。调动了广大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
　　土地改革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开始从私有制向集体化的过渡。1953年，在全村建立了 个临时互助组。1954年，成立了 个常年互助组，为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做了必要的准备。1955年8月，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改变稳步发展方针，到年底全村已建初级社 个，入社农户 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 以上。1956年，在盲目追求高（高级社）、统（统一管理）、大（规模大）的形势下，掀起了转社、并社高潮。在此前后，地主、富农及何家山原来未入社的零散农户也全部入社。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私有制的耕地，全转为集体所有制。
　　1958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各地“闻风而动”，乡的建置撤销，人民公社成立。公社成了政社合一的组织，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公社既处理党务，政务，又组织生产。一时盛行“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十一生产小队长董维德带领全队社员在金葡萄（地名）锄玉米，发现村支部书记潘启超从大路上经过时，别出心裁仿照检阅军队的模式，向社员大喊立正，让所有社员放下手里的锄头，向书记行注目礼。然后一路跑步去向村支书报告出勤人数，并请求指示，上演了一幕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人民公社对土地、劳力、耕畜、农具任意评调；自留地、开荒地一律收归公有；搞大兵团作业，“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废除了高级社按劳分配的办法，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给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还发了两个月的工资（2—7元不等）；社员生活实行“供给制”集体化，全部到食堂就餐。
　　在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情况下建立的人民公社，在秋收大忙季节抽调许多劳动参加大炼钢铁的“大会战”，又有不少劳动参加滨河公路、红旗山水土保持工程，致使秋田失收，秋播失种。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县上仍坚持大计划，高估产，高征购的做法，造成了严重饥荒，在此情况下，虚报浮夸风仍然盛行，还动员群众卖余粮，吃陈粮，挨门逐户，翻箱倒柜，大搜大查“陈粮”。1959年冬季和1960年春季，集体食堂有时竟停火“放假”，在兔场办的敬老院 位老人相继死亡，无一幸免。
　　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提倡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分配方式上推行了人劳比例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调动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村部分农民卷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的政治风浪中。1967年，推广大寨经验，我村还有 个队干部到大寨学习取经，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个别社员因抽空做了几个豆腐，或者出外打几天短工，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1975年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下，实行群众专政。这一年大队组织全村劳动力在王家简兴修水平梯田，不论在规模上和质量上，均好于历年。但县、社检查组，检查后严肃指示，在农田基建工地上，缺少“反右倾”和“大批判”批斗会议。在口粮分配上，按劳一人九或劳二人八的比例中进行分配，人多劳少户分粮多，成为超支户，劳多人少户粮食不足，应分现金拖欠在超支户帐上，成为分空户，这种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当时普通流传“上工不如养娃娃”之说，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
　　1981年底，全村经过划组作业一段时间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口将土地分割承包到户，对集体所有的农机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折价卖给社员。农业税、粮食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由农户分担。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粮食总产大增，到1983年全村农民结束了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