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利

　　民以食为天，食从水土生。这大概是两条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在农业文明时期，一个地方对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的程度，可以充分反映出当地生产力水平。
　　（一） 水能的利用。
　　1857年（咸丰七年）继坳子坡和李家坪两村村民，为修建秀家山寺院，修了米家磨后。居住在窑上的潘姓村民建成了东柯河上第二座平轮水磨。1936年云倬公在旧磨上游800米处，建起了规模较大，设施比较完备的新磨。这两个磨房相继建成后，在水量正常的情况下，每天平均可加工面粉2000—2500斤，有效地解决了本村和周边村庄的吃面问题。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将水流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无疑是明智进步之举。1972年以后随着电磨的兴起。两个水磨相继被拆除。如果放眼世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德国、法国乡村，他们还完整的保留着两个世纪以前的磨坊，或让人驻足参观，或卖给城里人作为他们的第二住所。想到这些让人唏嘘不已。
　　（二） 农田灌溉以及机井和渠系建设。
　　1940年，国民党骑兵学校骑炮连，在上磨东侧十亩地中，种植各种蔬菜。开创了我村灌溉的先例。
　　但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影向，我村村民从反对和拒绝灌溉到逐步探索接受，再到完善提灌设备和渠系配套。前后经历了十多个年头。1963年是陇东南历史上罕见的干旱年份，从农历正月初到五月中旬，约一百四十天时间，只下过几场很小的毛毛雨。当小庄人在园子门迁坟时挖地五尺，仍不见一点湿土，面对如此罕见的旱情，大家十分恐惶。当时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上级党委给予正确的思想指导，更殷切企盼政府给于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帮助与支持。但这时广播上除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播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外就是“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口号，这种违反科学的“暴力语言”，无助于指导和激励广大农民正确对待自然现象，采用科学有效的办法抗旱减灾。幸好那年过了芒种，雨水转多，夏田虽然歉收，但大秋作物和茬田收成尚可。1965年又是春旱，可喜的是这一年口号少了适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雪凡同志来我村驻队调研，同时公社和县上水利部门来我村数次倡导通电打井，大庄先走了一步，获益较早。按当时的政策，先打井再通电，一般是今年打井来年通电。井打到那里，电通到那里，可当时绝大部分村民不要说抽水灌溉，就连引东柯河水自流灌溉也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可大家都十分清楚通电不仅可以安上电灯，实现“点灯不用油”的梦寐理想，还可以安装电磨，彻底解决困扰农村的吃面问题。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通电，大家对打井均持应付和唐塞态度。所以从打井开始村干部就和打井队，在打井数量和选择井位上发生了冲突。打井队要合理布井，村干部则表示越少越好。在井位选择上，打井队坚持要选在地下水位高，水源充沛的地方，但大、小队干部坚持要在村边路边地势高的地方打井（这也不排除当时大、小资金十分困难，无法解决配套管道等问题）。这样反反复复，争吵不休，由于双方认知差距太大，上级协调了两次，经过妥协让步才定了几个井位。后来事实证明大地沟门的井，涌水量过小，因没有实用价值而废弃。
　　我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主要是在潘麟玉任支部书记的那段时间完成的。他除了积极争取县上和公社的投入外，还吸纳了天水绒线厂知青来我村插队，为我村兴修水利捐助了将近三万元的资金。在大、小庄成井五孔，并给所有的机井盖了机房，安装了配套的机电设备。除大川一眼机井遭人破坏废弃外，每个机井都发挥了很好的效益。
　　1976年冬季大、小两庄集中劳动力，平整了大川数百亩川地，修成了渠系配套的条田，从此两村所有川地，真正实现了水利化。
　　1991年天水地区春旱加伏旱，不少地方颗粒无收，而我村每个机井水泵轰鸣，昼夜不停流水汩汩，满川遍野一片葱绿。当年蒜苔地套种的玉米，亩产均在千斤左右，是旱川地产量的数倍，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