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开春，生产队穷的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才不约而同的想到在外边打工，给生产队挣一点钱来，好安排春耕生产。几经周折，总算揽到了天水造纸厂的一点土建活。第一天挺顺当，收工时该厂负责临建的罗昌仁同志看了我们干的活后，还肯定了活干的还行，过两天手熟了，会干的更好一些。不知是我们这些人经不起人家的表扬，还是安全意识太差。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潘起风就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让人不解的是大约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因窗口是90公分，在窗口上放了两块砖头，搭了个脚手架就能把他的小腿摔折，骨断肉绽，惨不忍睹，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突发事件。大家只得目瞪口呆，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突然嚎淘大哭，这样以来大家更手足无措，乱成一团。我立即把负责施工的罗昌仁找来，请他向厂长汇报，立即用厂里的汽车把伤者送往医院抢救，并垫付医疗费用。幸好省轻工厅基建处温处长正在该厂检查工作。他也赶到现场。由于温和罗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富有同情心（因我们和厂方签定的施工合同中是安全自负，食宿自理。按合同工伤工厂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意我们的要求。温处长还说你们中间有没有识字人，跟他去写一个借条，他可以领我们到厂财务科去借款。该厂的汽车把伤者送进了就近的133医院。由于133是军队医院，擅长伤科手术治疗。整个手术不到两个小时就缝合完毕。

　　下午尽管大家惊魂未定，但还是一丝不苟的去干活。温处长进来劝我们紧张了一上午，下午早点休息。并问我啥程度，还说至少念了十几年书吗？（因在两年前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后，大家阶级意识空前提高和敏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凡出外打工的，就是成份不好的人，出都说是贫下中农，念过书的人也说成文盲，来装愚弄拙以博得对方的同情和认同）。温处长的提问使大家始料不及，一片沉寂。还是潘显宗能说会道干嘿两声说：“没啥程度，会打借条，是小学念了几天后来就放羊去了”（那时说成放羊就算有一段光彩的经历）。温也没理会他言不及意的答复。笑了笑直接问我说：“我让你打一个借条，你怎么写了一个领条。”我只好说：“温处长这件事请您多包涵，我知道写领条不妥，可是您是明白人，我们生产队去年劳动日值一角九分，队里连给牲口圈买煤油照灯的钱都没有，才出来打工想挣一点钱。刚干了一天一个重伤致残。三百元的医疗费用不论对生产队还是他个人都是一个天文数字。队里或者他本人能还得起吗？不是我不听您的意见，实在是出于无奈，请您谅解。”温处长听了后久久不语。感情不能代替制度。况且农民怎能去领厂里的一笔巨款（在当时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通过反复斟酌协商，造纸厂让我们生产队揽下了家属院六幢平房的活。在工程的人工费中支付了潘起风全部住院费，这不仅偿还了借款。还为生产队挣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这年我们队的工值由上年的一角九分上升到五角四分。从这以后我们生产队总是或多或少的揽一些他们厂里的零活。同时我也结识了该厂的王建永、罗昌仁、杨志岳、王德华等一些好人。其中两位还成了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