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在农村时经常听到“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的教诲。这个名言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出于权威人士的文章或讲话，不然不会逢会便讲，不绝于耳。可当时绝大部分农民和我一样对这种无稽之谈，总是不以为然。
　　这是因为那年头究竟是穷日子还是富日子，村民们自己最清楚。以我们一家为例，全年纯收入五百元左右，人均百元上下。比世界上最穷的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国民收入还要低。其他农户比我们好一点，但也强不了多少。可再穷也得设法活着，一日三餐少一顿也不好过。难就难在让十分有限的一点粮食，长流水不断顿。各户有各户的招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里我从毛泽东“农闲吃稀农忙吃稠”的教导中悟出了一些真谛。不过他老家这个话讲后不久，就倡导“农业学大寨”一场不舍昼夜的战天斗地的农田基建热潮席卷大地，从那时起农村再没有农忙农闲之分，相反冬季成了农民一年之中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最长的季节。由于农村没有农忙农闲之分，我家的饭也不可能有稀稠之分。我思忖主席讲的农闲吃稀的“稀”，肯定不是指糊糊（稀粥）这类水多面少的东西，而是馓饭和与馓饭相类似的饭食。所以我们一家在农村吃馓饭的时间最多，与同村村民和左邻右舍相比几乎多出一倍。在馓饭的制作上我俩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有一定的创新和改进（见轶闻旧事《馓饭》），就在天气转暖的四，五月份，及至远在十里之外的天水造纸厂打工，每天中午还坚持吃馓饭。在饥肠漉漉的情况下，一口口馓饭入肚，饱满和实在感充盈全身。大热天和出外，仍吃馓饭让许多人感到惊异和意外，可我一直我行我素，不改其好。麦收以后不论丰歉，我家坚持吃一锅面。一是习惯使然；二是省柴省时又省面。由长年坚持吃“稀”，尽管我家是村上人均分粮最少的一户，自留地又少又差，可旧粮还能勉强接上新粮，这些让不少人费解。在当时也可谓是奇迹，因为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不少户，虽然劳动力比我家多，人均分粮也多于我家，但总是旧粮接不上新粮，劳而未必能饱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比较宽余的户充其量也就是能接上顿的人，就显得十分自得和满足。个别人吃饱“稠”饭以后腆着肚子，趿拉着鞋。以此证明他养家糊口的“能力”，显示他自己不仅是生产队的“中坚”，在家里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吃饭难烧柴更难。我村子的人做饭烧炕的燃料全依赖生产队分的一些秸秆，可秸秆的数量不多，在分配也欠公正，户与户之间悬殊很大，即使分的秸秆较多的户还要化钱买煤。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户烧煨就成了仅次于粮食的大问题。开始我就和村民在十余里以外的山上割柴，可费工费时。俗语“要穷急不要穷迷”得另想办法，穷则思变，灵机一动，给天水造纸厂清理建筑垃圾，造纸厂和我们这些义务工双方收益。
　　次年天水造纸厂兴建简易职工宿舍，我给他们打土坯，每天都要从家里背草木灰。一天罗昌仁先生告诉我锅炉的烟道中有积灰，我钻进烟道，在长达十余米的烟道中，发现除了有少量细灰外，还有大量和小米粒大的小煤粒，我十分惊喜，掏了一袋拿到家里煨炕，不仅易燃，还十分耐久。我把这个发现介绍给队里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去造纸厂掏煤的人与日俱增，时隔一年废灰升格为商品，一手扶托拉机煤灰卖到十元，还供不应求。
　　我不是舍不得出钱，那时实在是太穷，十元钱就得粜五十斤小麦，确实不忍心。只好另辟蹊径。因为我在造纸厂打工时，观察该厂锅炉在化硷和蒸煮时用气量剧增，每天要多次清炉添煤。在清炉的同时，许多没有充分燃烧的煤，卷在炉渣中被卸掉。我又开始烧煤渣，后来我又把这个门道介绍给大家，不久炉渣也开始卖钱。一手扶拖拉机炉渣也升值到十元，我只能知趣退出。
　　“开源”受阻，我决心在“节流”上下功夫。参照报刊上介绍的大丰节柴灶的材料，反复琢磨在炉膛、烟囱等方面做了多次改进，并装上炉齿。尽量把柴晒干破小，让其充分燃烧。这样以来终于达到省柴的目的。每年我们分到的秸秆不仅够烧而且略有节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