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九六七年我们生产队运送石头的纪实

　　一九六五年社教后潘某某当上了我们生产队队长。他忠实的执行当时上级一再倡导的“劳力归田”的指示精神，一年下来，没有任何副业收入，粮食总产量也不如上年，每个工仅值0.42元，一半左右的户除分到了一些粮食和秸秆，没有分到一文现金，还有一半的户含辛茹苦劳动了一年，还欠了队里的账。次年窘迫的日子可想而知。沉重的学费终于让大家明白了一百三十多口人，光靠二百亩土地的一些微薄的收益，穷日子怎么也推不前去。一九六六年吴观衡当上队长后，由于抽出了一半左右的男劳力从事副业生产（主要是在天水造纸厂打工）。年终劳动日值为0.96元，比上年社员收入增加了一倍还多（这一年秸秆、蔬菜等均没有计入劳动日值中）。一九六七年春耕后生产队和十字坪砖瓦厂草签了运送石灰石一千方的采石运石任务后，全队可以收入一万二千元，光采石运石一项每个工值就可以达到一元左右。对长期过惯穷日子，又实实在在的在上年分到百元和数百元现金的社员来说，听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大家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可是当时整个生产队仅有一、两架子车，通常由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劳力使用，绝大多数男劳力连架子车的辕杆也没有碰过。有些人甚至还嘲笑架子车尾部按上煞胎是多此一举。队长吴观衡在那时算是队里少有经济头脑，有一定观察思考能力的队干部。他说挖石头和拉石头同农业社背粪打土块不一样，不是棒槌上画一个人就能干的事，他主张单项承色。每个劳动力给生产队每天交2.5元，记工10分，车和驴自置，安全自负。但当时农村经过社教以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遭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非议和反对。经过反复的讨论与协商，大家普遍认同由生产队买车买驴，规定一个劳动力每天运石1200公斤（三天运两方石头）记工12分，再给运石的人每天补助0.4元。以大锅饭为主又兼顾了小量物质刺激的办法。方案确定后生产队加凑带买，全生产队有了八辆架子车，每辆车均有一头驴。那几天大家热情很高，许多人盘算着，尤其是拉车运石的人每天还有四角补助，在那个年代还很诱人的。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真如此，在生产队确定拉车的人选会上，潘某某第一个报名，由于他那时已四十多岁，尽管他社教时成了党员，并当了一年生产队长，但他平常连普通的农话也做不好，架子车他几乎没有用过。某某踊跃报名，人们投出的目光是惊讶，是怀疑，还是轻蔑，谁也说不清楚。他第一个报名运石，大大出于队长吴观衡的预料，肯定还是劝阻，也让他举棋不定，乱了方寸，整个会场一片沉默。潘显宗喟谈了一声“还是钱眼里有火哩”。反映出绝大多数人对某某冒然之举的否定，接着大家窃窃私语，热情很高的会凉了场。不知是大家怀疑、轻蔑的态度，还是潘显宗挖苦人的俚语，刺伤了潘某某脆弱而又虚荣的感情，他极不友好的站起来说：“拉车子不是制造原子弹，有一股死力气的人都能办到”。（某某当队长时在许多问题上讨教某某。某某也以他是某某的顾问和主心骨而自诩，某某下台以后，某某有很大的失落感。这次仗“义”执言，大家都清楚主要是发泄他心中的积郁和不平）。还说：“飞机也是人开的，我就不信我和某某拉上石头就变成了黄土。”我回忆那天的会开的很别扭，从下午二时到傍晚才凑了七个人，因为大多数人还有自知之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最后剩下一辆旧车和一头老母驴死活没有人接手。吴观衡很难为，客观的说他对待社员还是比较公正，对我当时窘迫无助的困境也十分同情。出于无奈，他对我说剩下的一辆车是人家拉过沥青的车，看起来很旧，可下脚还可以，驴是老了。车和驴一共才化了90块钱，是人家的一条驴腿线。你凑合拉着，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换驴。那年头我虽然在最底层生活着，但吃软不吃硬的毛病一直未改，队长话入情入理，碍于情面，我只好不太情愿的答应了下来。提了一点要求，就是每天给老驴多给一斤料。因为我十分清楚“料力草膘水精神”的基本道理。再好的牲畜吃不上粮食也没有力气，牲畜老一点只要能吃上料，还是可以凑合着役用。这点吴观衡爽快的答应了。